貝萊德董事長勞倫斯·芬克 Larry Fink 2024 年致投資人年度信函

重思退休養老

2012年我的母親去世後，父親的健康狀況也開始走下坡。我和哥哥不得不查看父母的帳單和財務狀況。

我的父母從事他們熱愛的工作長達五十年，但收入從來不及最高納稅等級。我的母親在州立大學(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教授英語，父親則經營一家鞋店。

我不知道他們每年有多少收入，但若以今天的物價換算，他們夫妻的年收入合計大概不會超過150,000 美元。因此，當我們兄弟倆知道父母親退休儲蓄的規模時，都感到驚訝。以他們的收入來說，儲蓄規模遠比我們想像的多。在詳細檢視他們的財產以後，我們知道了原因：他們有進行投資。

我的父親一直熱衷於投資。是他鼓勵我，在青少年時期買進了我人生的第一檔股票（杜邦化學公司）。我的父親知道無論把錢投資在債券還是股票，都可能比存在銀行裡成長得更快。而他是對的。

我回頭計算了一下，假設我的父母在 1960 年有 1,000 美元可以投資，而他們把這筆錢投入標準普爾500指數，當他們在1990年達到退休年齡時，這1,000美元已經增值到接近20,000美元¹，比他們只是把錢存入銀行帳戶要高出一倍多。我父親在母親去世後幾個月也接著離世，享年 80 多歲。而他們的財務狀況足以很充裕地支撐他們活到100多歲。

我為什麼要提到我的父母？因為審視他們的財務狀況後，讓我對自己所投身的金融職業生涯多了一些體會。父母離世時，我已經在貝萊德工作將近25年，他們的情況為我多年的行業經歷提供了一個全新、非常個人化的角度，也提醒了我當初和我的工作夥伴們一起創立貝萊德的初衷。

我們是有抱負的企業家，希望建立一家成功的大型企業，但我們更加希望能夠幫助人們如同我的父母親一樣得以安享退休生活。這是我們創辦資產管理公司的原因——成立一家幫助人們投資於資本市場的公司，因為我們認為對於希望退休後生活舒適、財務安穩的人來說，參與資本市場相當重要。

我們也認為，資本市場將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發揮愈來愈大的作用。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夠投資於資本市場，就會形成良性的經濟循環，促進企業和國家的經濟成長，進而為數百萬人創造財富。

我的父母在晚年過著有尊嚴的生活，並實現了財務自由。很多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但他們其實也可以擁有。資本市場既然在我父母那個年代幫助過他們，也可以在當下幫助其他人。事實上，我認為資本市場的擴張和創造繁榮的力量仍將在21世紀接下來的時間裡主導經濟發展的趨勢。

這一封信旨在說明其原因。

美國資本市場的簡史（非全史）

在金融領域，有兩種基本方法可以獲得資金或替資金增值。

一個是向來大多數人依賴的銀行，他們透過銀行儲蓄獲取利息，或者透過貸款來購買房地產或擴展業務。隨著時間的轉變，資本市場的興起提供了第二條融資途徑，特別是在美國，這包括公開市場交易的股票、債券和其他有價證券。

我在 70 年末和 80 年初親身經歷了資本市場的成長，參與創建了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

在70年代之前，大多數人會像耶誕節經典電影《風雲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中那樣透過住房與貸款協會（Building & Loan, B&L）購買房產。消費者將他們的資金存入該協會，而它本質上是一家銀行。然後，B&L會以抵押貸款的形式將存款進行放貸。

在電影及現實生活中，一切都順利地進行，直到存款戶開始在銀行大門口排隊要求領回他們的儲蓄。如同詹姆斯·史都華（Jimmy Stewart）在電影中解釋的那樣，銀行沒有他們的存款。存款被綁在別人的房產上。

大蕭條後，住房與貸款協會演變成為儲蓄與貸款協會(savings & loans，S&Ls)，並在80年代出現了危機。 1980年，美國大約有一半未償還的住房抵押貸款由S&Ls持有，風險管理不善和寬鬆的貸款操作導致了大量違約情況，使得美國納稅人損失了超過1,000億美元²。

但S&L的危機並沒有對美國經濟造成持續性的損害。為什麼？因為在S&Ls崩解的同時，另一種融資方式正在崛起。資本市場為面臨挑戰的房地產市場提供了注入資金的管道。

就是抵押貸款證券化。

證券化不僅允許銀行提供抵押貸款，銀行也可以藉由出售貸款證券，對資產負債表進行更好的風險管理，並提供更多的資金給購房者，所以S&L危機沒有嚴重影響美國的住房市場。

最終，抵押貸款證券化的過度使用導致了2008年的崩盤，與 S&L 危機不同，這次的經濟大衰退確實損害了美國的住房市場，而美國在這方面尚未完全恢復。但更廣泛的潛在趨勢——資本市場的擴張——仍然給美國經濟帶來莫大幫助。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美國經濟從2008年開始反彈的速度幾乎比其他已開發國家都要快？³

答案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於美國的資本市場。

在歐洲，大部分資產都存放在銀行，當銀行需要縮減資產負債表時，經濟發展因而停滯。當然，美國銀行業也不得不實施更嚴格的資本標準，並減少貸款。但是，由於美國擁有更強大的第二個資金池——資本市場——因而能夠更快地實現復甦。

時至今日，美國非金融企業有超過70%的融資是來自公開發行的股票和債券，這個比例相較全球其他國家都高。例如，中國的銀行與資本市場的比例幾乎是相反的情況。中國企業有65%的融資仰賴銀行貸款⁴。

在我看來，這是近年經濟史上最重要的一課：國家的經濟繁榮不僅需要強大的銀行體系，還需要強大的資本市場。

而這個啟示正在全球蔓延。

複製美國資本市場的模式

去年，我走訪了17個國家，跟客戶與員工見面，還拜會了許多政策制定者和國家元首，在這些會面中，最常被談論的就是關於資本市場的議題。

愈來愈多的國家認知到美國資本市場的力量，並紛紛希望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

當然，有許多國家已經建立了資本市場。目前全球大約有80家證券交易所，從吉隆坡到約翰尼斯堡⁵ ，數量頗豐。但大多數交易所的規模較小，涉及的投資金額也較少。不若美國市場那樣龐大，這也正是其他國家希望做到的。

例如，在沙烏地阿拉伯，政府有意建立一個抵押貸款證券化市場，而日本和印度則希望為他們的人民提供新的儲蓄管道。在日本，人民的儲蓄目前主要是放在銀行。在印度，黃金是比較受歡迎的選擇。

去年11月訪問印度時，我跟政策制定者會面，他們感嘆國人對黃金的喜愛。但其實該大宗商品的表現落後於印度股市，對一般投資人來說，並不是最佳的投資方式。投資黃金也沒有為該國經濟帶來幫助。

若你將投資黃金與投資新房子進行比較，投資一棟新房子會產生經濟乘數效果，因為你需要裝修房屋，也許你會建立家庭甚至生兒育女，這些都會產生經濟活動。即使把錢存入銀行，也會產生乘數效果，因為銀行可以用這筆錢來提供抵押貸款。但黃金呢？它只是被放在保險箱裡。黃金可以是一種很好的保值工具，但並不會創造經濟成長。

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說明各國希望藉由強大的資本市場實現發展目標。（又或者，沒有資本市場他們就難以實現目標。）

儘管現代政治中或有反資本主義的傾向，但全球大多數領導人都沒有忽視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沒有其他力量能像資本主義能讓更多人擺脫貧困或提高生活品質。沒有其他經濟模式能夠讓我們實現財務自由這樣的最高願望--無論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國家。

因此，資本市場將是應對 21世紀中葉兩大經濟挑戰的關鍵。

1. 提供如同我的父母長期以來所建立的安穩無虞的退休生活。這是一個比30年前困難許多的議題，也將於30年後變得更加困難。隨著壽命的延長，人們需要更多的資金來支撐生活所需。只要政府和雇主幫助人們進行投資，資本市場就可以滿足這些資金需求。
2. 第二個挑戰是基礎建設。我們如何發展全球所需的大量基礎建設？隨著各國嘗試進行減碳和數位化經濟，對各種基礎建設的需求正在增加，包括從電信網路到新型的發電方式。事實上，在我接近50年的金融生涯中，從未見過對能源基礎建設有如此龐大的需求，這是因為許多國家都聚焦兩個目標：希望在實現能源安全的同時完成向低碳能源的轉型。資本市場可以為各國實現其能源目標，包括以可負擔的方式實現減碳。

老問題：我們如何應對壽命延長所需的生活支出？

去年，日本的人口結構達到了一個里程碑。日本人口的高齡化始於90 年代初，適齡勞動人口遞減，老年人口則不斷增加。至2023 年，超過 80 歲的人口首次達到總人口數的10%⁶。根據聯合國的資料，日本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國家」 ⁷。

這也是日本政府大力推動退休投資的部分原因。

大部分日本人將大量退休儲蓄存放在銀行，賺取低額利息。在日本處於通貨緊縮時，這並不是一個壞的策略，但目前該國的經濟已經好轉，日經指數於2024 年 3 月首次突破40,000 點⁸。

大部分對養老生活抱有期望的退休人士都錯過了此波上漲。日本在2001年前沒有任何類似於401(k)退休福利計畫的政策，即使有部分福利計畫推出，民眾投入的金額比例也相當低。直到十年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日本個人儲蓄帳戶(NISA)，鼓勵民眾進行更多退休投資。日本政府目前正試圖將NISA計畫的參與人數翻倍，目標是在未來十年內增加至3,400萬名日本投資人⁹。這將需要日本政府擴大資本市場的規模，因為以往只有少數散戶投資人參與其中。

日本並不是唯一一個鼓勵進行更多退休投資的國家。貝萊德與印度Reliance Industries旗下的Jio Financial Services成立合資企業Jio BlackRock。過去十年，印度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數位公共基礎建設網路，透過智慧型手機將接近10億的印度民眾，從醫療保健到政府支付等範圍連結起來。Jio BlackRock的目標是使用相同的基礎建設來鼓勵退休(以及更多其他)投資。

畢竟，印度人口也逐步邁入高齡化。事實上，世界各國都出現高齡化的情況，只是速度不盡相同。巴西在 2035 年離開勞動市場的人數將開始高於進入勞動市場的人數；墨西哥將在2040年達到勞動力的高峰；印度則是會在接近2050 年的時候。

隨著人口高齡化，退休儲蓄的建立從未如此迫切

到本世紀中，全球每六人中將有一人超過 65 歲，高於 2019 年的每 11 人中就有一人¹¹。為了更好地支撐老年人口，各國政府需要如美國般優先建立強大的資本市場。

然而，這並不代表美國的退休福利制度是完美的。我不確定是否有人相信這一點。美國的退休福利制度也需要現代化。

重思美國退休投資市場

這一點在去年尤其明顯，因為生技領域湧現了一大批新型、有助延長壽命的藥物。例如，由於肥胖可以縮短預期壽命達10年以上，一些研究人員認為新型藥物如Ozempic和Wegovy等可望成為延長壽命的藥物，而不僅僅是減肥藥¹²。事實上，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Semaglutide，即Ozempic的通用名稱，有助於避免心血管疾病患者出現突發心臟病等重大疾病，從而可望增加兩年壽命¹³。

這些藥物既是突破性的發明，也突顯了令人沮喪的諷刺： 我們的社會投入很多資源來研究如何延長壽命，但對於壽命延長後該如何應付生活所需開支的投入卻寥寥無幾。

但並非總是如此。我的父母能夠擁有穩定的退休保障，其中一個原因是母親以大學員工身份註冊參加了加州的公務員退休金機制CalPERS。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退休金計畫的參與率一直在下降¹⁴。同時，聯邦政府優先為我這個年齡層的人(我71歲)維持可享有的福利，這意味著年輕勞動人口退休時，社會保障將難以履行其全部義務。

難怪年輕一代、千禧一代和Z世代，對經濟如此焦慮。他們認為，我們這個嬰兒潮的世代專注於自己的財務狀況，從而損害了下一代人。就退休安排而言，他們是對的。

今天的美國，政府和企業給予員工的退休資訊實則為：「你要靠自己」。因此在我們這一代從企業和政治領導角色退位之前，我們有義務改變這個狀況。 

也許美國每十年會面臨一次巨大且緊迫的問題，使政府和企業領導人不得不放下手邊日常的工作，一同坐下來尋找解決方案。我在2008年之後陸續參與類似的事情，當時政府需要在抵押貸款危機中找到擺脫不良資產的方案。而近日，科技公司的CEO和聯邦政府齊聚一堂，期望共同解決美國半導體供應鏈脆弱的問題。我們需要針對退休危機採取類似行動。美國需要有高層的討論及有組織性的方案來確保子孫後代能夠有尊嚴地安享晚年。

這項全國性的工作應該包括什麼? 我並沒有完整的答案，但由於我們的主要業務是退休投資，我從日常工作蒐集一些資料並有了初步的構想。

貝萊德管理的資產中超過一半與退休投資相關¹⁵。我們幫助約3,500萬名美國人管理退休金計畫¹⁶，占全國勞動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¹⁷，這包括許多像我母親這樣的教育工作者¹⁸。貝萊德為大約一半的美國公立學校教師管理退休金資產。這項工作，以及在全球類似的工作，為發展全國性的退休方案現代化措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市場觀點。

我們認為要從三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挑戰。

• 從在職員工的角度，一個仍在努力累積退休儲蓄的人會遇到什麼問題？
• 已經退休的人士又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從退休人士的角度來看，他們已經具有相當的儲蓄並可以停止工作，但又擔心在有生之年就會耗盡儲蓄。
• 但看待美國的退休問題需要從總體經濟開始，這是國家政策制定者會關注的方向。對整體人口而言，問題又是什麼？(是人口結構）。

人口結構資料不會說謊

經濟學中有一句流行的說法：「你無法與人口結構資料爭辯」。然而，美國每日正面對退休養老這個挑戰。

在富裕國家，大部分退休制度都有三大支柱。一個是個人儲蓄（我父親投資股票市場）。另一個是雇主提供的計畫（我母親的 CALPERS 退休金）。第三個組成部份則是政治人物們最常談論的政府保障措施。在美國，這就是社會保障制度 (Social Security)。

許多人都熟悉社會保障背後的經濟學，就是在您工作的期間，政府會從您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並在您退休時每月發放社會保障金。這個想法實際上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而這些「高齡保障」計畫在 20 世紀逐漸流行起來，很大程度是因為能夠符合當時的人口結構。

我出生於1952年，請試圖想像一個在我出生那年滿65歲的人，如果還沒有退休，應該也正在準備退休。

接著再試圖想像一下與這個人年齡相仿的老同事們，他們大概都是在1910年代進入勞動市場，到了1952年，資料顯示這些人大多並沒有為退休做準備，因為他們已經去世了。

這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運作方式：超過一半努力工作並將資金存入保障制度的人，其實從未活到退休年齡並享受社會保障制度所發放的退休金¹⁹。

今天，人口結構已經完全改變。這種改變是美好的。我們當然希望人類壽命延長，但不能忽視這會對美國退休金制度帶來的巨大影響。

在美國，退休人口的數量不僅在增加，他們退休後的生活年期也愈來愈長。今天，如果您已婚並且和您的配偶都超過 65 歲，您們兩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會有一半機會，可以一直領取社會保障金直到 90 歲²⁰。

這些都讓美國的退休金制度承受巨大的壓力。美國社會安全局表示，到 了2034 年，他們將無法向計畫參與者支付全額保障²¹。

那麼解決方案是什麼？任何人的工作年數都不應該超過他們本身的計畫。對於還沿用65 歲為適當退休年齡這個起源於鄂圖曼帝國時代的想法，讓我感到有點不可置信。

人類在過去的120年裡發生了變化。我們對退休的觀念也必須改變。

荷蘭是其中一個重新思考退休問題的國家。為了確保國家能夠負擔退休金，荷蘭在十多年前便決定逐步提高退休年齡。而退休年齡目前也隨著該國預期壽命的轉變而自動調整²²。

顯然，在其他地方實施這項政策將是一項艱巨的政治任務，但我認為我們應該開始進行討論。當壽命超過90 歲變得愈來愈普遍時，平均退休年齡應該是多少？

或者，與其延後發放退休福利，也許可以考慮一個從政治層面上更能被接受的方案：我們應該如何鼓勵更多希望延長工作年限的員工繼續貢獻，而不是強迫他們準時退休？ 如果政府和私人機構能善用60 多歲處於職業生涯後期的資深員工，而不是認為他們應該退休，情況又會怎樣呢？

這正是日本管理高齡化經濟的其中一種方式，他們已尋找到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新方法，而美國的勞動參與率自2000年代初期以來一直下降²³。值得討論的是，美國如何才能抑止（或至少減緩）這一趨勢？

對於這些問題，我沒有答案。儘管貝萊德在過往幫助數千萬人管理退休資產方面的成果斐然，但這些問題必須向更廣泛的投資人、退休人士、政策制定者和其他人提出。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貝萊德將宣布一系列合作夥伴關係和倡議，以應對這些問題，我誠摯地邀請您和我們一同參與。

讓員工(幾乎)自動參與退休投資

當美國人口普查局在 2022 年針對消費者財務狀況公布定期調查結果時， 有近一半 55 至 65 歲美國人的個人退休帳戶的金額為零²⁴。 沒有退休金，也沒有IRA 或 401(k)退休福利計畫作為後盾。

為什麼會這樣？退休投資的第一個障礙，是負擔能力。

四成的美國人沒有400美元的閒錢來支付汽車維修或醫院就診等緊急情況²⁵。如果他們不能滿足當下所需，沒有人會為30年後的退休進行投資。這就是貝萊德與一群非營利組織合作建立一個緊急儲蓄計畫的原因。該計畫能幫助低收入的美國人建立總額20億美元的新流動現金儲備²⁶。

研究顯示，當人們有緊急預備金以後，他們進行退休投資的意願會高出70%²⁷。但這也是員工遇到另一個障礙的地方：即使你有能力負擔，但投資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

沒有人是天生的投資專家。我們身處金融服務業並沒有清楚說明這一點的重要性。我們往往把退休投資說成是一項簡單任務，任何人都可以透過一些練習辦到，比如開車上班，你拿起鑰匙，跳上駕駛座就可以。但退休投資並不那麼易懂。更淺顯的比喻是，有人在您的車道上丟下一堆發動機和汽車零件，然後跟您說：「自己弄吧」。

在貝萊德，我們透過開發簡單直接的產品如目標日期基金，使投資過程更容易被理解。這些產品只要求投資人做出一個決定：他們預期哪一年退休？一旦選擇了他們的「目標日期」，該基金就會隨著退休日期的到來，自動調整相關的投資組合，從報酬率較高的股票轉向風險較低的債券²⁸。

2023 年，貝萊德擴展了目標日期ETF的種類，即使雇主沒有提供退休保障計畫，也可以簡易地購買這些基金。在美國，有5,700萬名如農民、零工、餐館員工、獨立承包商等人士，無法參與固定繳款計畫²⁹。雖然提供更好的投資產品會有幫助，但目標日期基金等產品可以提供的幫助其實還是很有限。事實上，資料顯示，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退休投資中最困難的部分才剛剛開始。

其他國家為他們的兼職和正職員工簡化了退休投資。在澳洲，雇主必須為每位 年齡在 18 至 70 歲之間的員工把工資的一部分支付到退休金帳戶，該帳戶是屬於員工的。澳洲的退休金保障制度於1992年推出，當時該國似乎正要面對退休危機。32年後，澳洲的人均退休儲蓄比其他國家都多。澳洲的人口全球排名54³⁰，卻擁有全球第四大退休金保障制度³¹。

當然, 每個國家不盡相同，因此所需要的退休制度也不同。澳洲在退休金保障制度的經驗可以為美國政策制定者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礎並加以借鏡。有些地方已經開始這樣做了。美國大約有 20 個州，包括科羅拉多州和維吉尼亞州，已經建立了退休保障制度，就如澳洲一樣涵蓋所有員工，即使他們是零工或是兼職員工³²。

立法者提出不同的法案，或者某些州擔當「退休實驗室」的角色，都值得鼓勵，也為其他更多州提供參考，並為個人退休人士帶來巨大效益。這些制度或許可以確保美國社會保障計畫的長期償付能力。這也是澳洲的經驗談——他們的退休金保障制度緩解了國家公共退休金計畫的財務緊張狀況³³。

但是，那些已經獲得雇主提供退休福利計畫的員工呢？他們也需要支持。

即使獲得雇主提供退休福利計畫的員工，當中也有17%沒有加入這些計畫，而退休投資專家的假設是，由於大家平日實在忙碌，這不是自覺地會想起要做的事。

這聽起來微不足道，但員工需要花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才能從他們的工作郵箱中，找出公司退休投資系統的正確連結，然後選擇他們想要拿收入的多少百分比來投資，這可能已經是無法解決的難題。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雇主應該著力研究有什麼預設選項。員工們是否自動註冊加入計畫？他們自動選擇投資的比例是多少？是他們收入的最低百分比？還是最高百分比？

2017年，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理查·塞勒（Richard Thaler）獲得了諾貝爾獎，部分是歸因於他開創的「輕推理論」（nudges）的研究工作，即政策的微小變化，可以對人們的財務生活產生巨大影響。自動註冊就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自動註冊參加退休福利計畫的簡單步驟可將參與率提高近 50%³⁴。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應該竭盡所能，幫助員工以更自動化的形式參與退休投資。其中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進展。一項美國新的聯邦法律將於明年生效，要求雇主在制定新的401(k) 退休福利計畫時，為新員工自動註冊參與計畫。此外，數百家包括貝萊德在內的大型企業已經自願邁出了這一步。

而企業可以再做更多以協助員工改善財務生活，例如為員工的退休福利計畫提供某個水準的相應繳款，以及開展更多的財務教育，讓員工了解將收入的一小部分或最大部分用於退休投資後，兩者之間的長期巨大差異。我還認為，應該讓員工在轉換工作時更容易移轉他們的 401(k)退休福利計畫。我們需要探索所有的選項。

幫助退休人士花費他們省下的儲蓄

2018年，貝萊德對1,150名美國退休人士進行了一項委託研究，當中發現了一些意想不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資訊。

調查顯示，在退休近二十年後，年齡大概在 75 到 95 歲的人手上仍然有80%的退休前儲蓄。如果他們有為退休而投資，應該有足夠的儲蓄度過餘生，但資料也顯示他們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感到焦慮。只有 32% 的人表示對花費他們省下的儲蓄感到安心³⁵。

對於有關退休的自相矛盾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即使是知道如何為退休儲蓄的人，仍然不知道如何花費他們的退休儲蓄 。

在美國，這個問題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當時雇主開始從固定福利計畫（退休金）轉向 401(k) 退休福利計畫等固定繳款計畫。

在很多方面，退休金比 401(k)退休福利計畫簡單得多。您在某個地方工作了 20 或 30 年，當您退休時，每月會給您支付一定的退休金——這是固定的福利。

當我在70年代進入勞動市場時，38%的美國人擁有一項固定福利計畫，但到2008年，這一比例幾乎減少了一半³⁶。與此同時，擁有固定繳款計畫的美國人比例幾乎翻了四倍³⁷。

這應該是一件好事。從嬰兒潮世代開始，愈來愈少的員工在同一個地方度過他們整個職業生涯，這代表他們需要一個退休福利選項，可以跟隨他們轉換到另一份工作。從理論上說，401(k)退休福利計畫做到了這一點。但在實踐上呢？並不一定。

任何換過工作的人都知道，不一定會主動記起需要同時轉移的退休福利計畫。事實上，約有四成員工會於辭職時從他們的401(k)退休福利計畫提領儲蓄，這使他們重回退休儲蓄的起點³⁸。

固定繳款計畫的真正缺點是它消除了雇主對員工退休金所負的大部分責任，並將責任放到員工個人的肩上。在固定福利計畫，即退休金制度下，企業對員工有非常明確的義務。員工的退休金是企業資產負債表上的財務負債。企業知道他們必須每月給每個退休員工支付退休金。但固定繳款計畫結束了這樣的安排，迫使退休員工利用其穩定的收入來源來換取一個不可能解決的數學問題。

因為大部份固定繳款計畫帳戶沒有說明每月可以提領多少金額，所以個人帳戶首先必須累積儲蓄，然後以可以支撐他們餘生生活的速度支出花費。但誰知道那會持續多久呢？

簡單而言, 對大多數人來說，從固定福利計畫轉到固定繳款計畫，是從財務確定性到財務不確定性的轉變。

因此我們在發現退休員工對花費存款感到緊張的同時，我們會開始思考：我們能做些什麼嗎？我們能否制定一種投資策略，既能提供 401(k)退休福利計畫投資的靈活性，又能提供可預見且類似於薪資穩定收入的退休金？

事實是可以的。這策略稱為LifePath Paycheck™，並將於四月上線。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14個退休福利計畫發起人將向50萬名員工提供LifePath Paycheck™產品，我相信它有一天會成為固定繳款計畫下最常用的投資策略。

這是一場退休革命，雖然可能首先在美國發生，但最終其他國家也將從創新中受益。這至少是我的希望。雖然退休主要是一個儲蓄挑戰，但資料也清楚顯示，它也是一個支出挑戰。

恐懼與希望

在結束關於退休養老這一部分前，我希望就投資未來的最大障礙多加著墨。在我看來，最大的障礙不是負擔能力或投資複雜性，也不是人們太忙而未能註冊參加雇主的退休計畫。

為退休或任何目標進行投資的最大障礙是恐懼。

在金融領域，我們有時會認為「恐懼」是一個模糊的情感概念，而不是一個硬性的經濟數據。但事實上，恐懼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一樣重要且可操控。畢竟，投資（或缺乏投資）是一種衡量恐懼的標準，因為如果擔心未來環境比現在更差，就不會願意將資金投資在股票或債券市場中30 或 40 年。反之，會把資金存入銀行，甚至收藏在床墊下面。

這些情況在許多國家時有發生。在中國，根據央行最新的數據調查顯示，消費者信心已經降至數十年來的最低水準，但家庭儲蓄總額卻創紀錄新高——將近20兆美元³⁹。中國儲蓄率約為30%。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收入都被放到現金帳戶中，以備不時之需。相較之下，美國的儲蓄率只有個位數⁴⁰。

美國是極少讓人感到恐懼的國家。保持希望一直是國家最大的經濟資產。人們把資金投入美國市場，與他們投資房地產和企業的原因相同——因為他們相信國家明天會更好。

這個充滿希望的美國是我一直以來認識的美國，但在過去的幾年裡，特別是我有更多孫子孫女之後，我開始問自己：他們也會有機會認識同樣的美國嗎？

當我執筆完成這封信之時，《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標題是 「將Z世代變成美國最失望選民的艱難歲月」，其中包括一些引人注目且真正令人不安的資料。

文章顯示，從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的大部分時間裡，大部分年輕人——具體來說大約60%的高中生——相信他們將會取得專業學位，找到一份理想工作，並且比他們的父母富有。他們的樂觀情緒高漲。但自疫情以來，這種樂觀情緒急劇下降。

與20年前相比，現在有超過50%的美國年輕人質疑人生是否有意義。四成的人表示「很難對世界抱有希望」 ⁴¹。

我從事金融業近 50 年，見過很多數據。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數據比這個更讓我擔憂。

作為一家公司的執行長、一位祖父，也作為一名美國人，國內年輕人缺乏希望讓我感到憂心忡忡。

如果後代子孫對這個國家及其未來不抱希望，美國市場不僅將失去對投資人的吸引力，也將失去它自身的特質。沒有希望，美國就會變成另一個地方，人們只會審視眼前的激勵措施，視安全的選擇為唯一的選擇。我們可能會成為人們把錢藏在床墊下，而把夢想遺留在自家臥室裡的國家。

我們如何找回希望？

無論是想解決退休還是其他問題，如何找回希望是我們必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儘管我承認還沒有解決方案。眼下美國和世界的現狀，讓我與其他人一樣感到無奈。社會上有很多憤怒和分裂，經常讓我難以理解。

我只知道任何方案都必須讓年輕人參與才能開展。同樣的調查顯示，缺乏希望的這一代年輕人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同齡人都缺乏信心，他們對社會的每一個支柱包括政治、政府、媒體和企業都信心不足。包括我在內的機構領導人應該多體諒他們的憂慮。

年輕人對年長一輩失去了信任，我們有責任重建信任。或許為他們規畫長期目標，包括退休等，不失為一個好的起點。

也許開始建立希望的最好方法就是告訴年輕人，「你可能對自己的未來不抱太大的希望，但我們有。我們將協助您創建未來。

基礎建設新藍圖：鋼鐵、混凝土和公私合作模式

我從80年代開始到訪倫敦，當時，如果可以在兩個主要國際機場之間做出選擇——希斯洛機場或蓋威克機場，你大概會選擇希斯洛機場。蓋威克機場離市區較遠，也相對年久失修。

但情況在2009年發生了變化。當時蓋威克機場被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收購，隨後增加了跑道容量，並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例如投入使用超大行李托盤而將安檢時間縮短了一半以上。

「營運基礎建設的問題癥結往往是在客戶服務方面的不足，」 GIP首席執行官Bayo Ogunlesi告訴英國《金融時報》。GIP 希望讓蓋威克機場變得與眾不同，並把這個機場打造為一個典型例子，說明在21世紀如何運用私募資本，建設和營運基礎建設⁴²。

在美國，人們傾向於認為基礎建設是屬於政府的工作，利用納稅人的資金作建設。但是，這不會是21世紀中葉基礎建設的主要模式，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稍後會深入探討。全球不會僅僅動用政府資金來建造橋樑、電網和機場，而是效仿蓋威克機場的做法。

公私合作模式將成就未來的基礎建設。

債務問題

價值達1兆美元的基礎建設產業是私募市場中成長最快的部分之一，正由一些確切的總體經濟趨勢推動成長。在開發中國家，人們愈來愈富裕，帶動對從能源到交通等各種服務的需求，而在富裕國家，政府既需要發展新的基礎建設，也需要整修舊的建設。

即使美國拜登政府已簽署法案鼓勵基礎建設投資，但這仍然不足以支付價值2兆美元的延遲維護費用⁴³。

但這由誰來支付呢？不可能僅由政府出資，我認為它必須是公有和私營的某種合作，因為政府的債務水準實在是太高了。

許多國家，從義大利到南非，正面臨歷史上最高的債務負擔。自 70 年代中期以來，公共債務增加了兩倍，到 2022 年達到全球 GDP 的 92%⁴⁴。而美國的情況比我記憶所及的更為嚴峻。自新冠疫情開始以來，美國已經發行了大約 11.1 兆美元的新債務⁴⁵，而這金額只是問題的其中一部分，還未算上財政部需要支付的利息。

三年前，十年期國庫券的利率低於1%。但在我寫這封信的時候，它已超過4%，這300個基點是非常危險的增幅。如果目前的利率保持不變，未來十年將涉資超過上兆美元的利息支出⁴⁶。

為什麼債務現在是一個問題？ 因為以往美國是透過發行國債以新債務來償還舊債務，只要市場對這些證券有需求，這是一個可行的策略。但未來，美國不能再理所當然地認為投資人會願意購入大量的國債或以溢價購買這些國債。

目前，大約30%的美國國庫債券由外國政府或投資人持有，但這一比例可能隨著更多國家建立自己的資本市場並鼓勵本土投資而下降⁴⁷。

更多領導人應該關注美國如滾雪球般增加的債務水準。美國經濟的情況開始跟90年代末至2000年初日本的情況相似，日本當時的債務超過了GDP，導致經濟緊縮和發展停滯。美國持續高負債的情況也將更難對抗通膨，因為貨幣政策制定者已經無法提高利率，致使已經難以償還的債務金額更加擴大。

但美國的債務危機終究無法避免嗎？我並不這麼認為。

雖然保持財政紀律有助於控制債務水準，但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數學計算上，要在美國需要大幅削減債務的情況下，提高稅收或削減開支是非常困難的。除此之外，另一條出路是尋求經濟成長。如果美國的 GDP 在未來五年內平均成長 3% (實際成長，而非名目成長)，美國的債務占GDP 比例將可保持在 120% 的水準 -- 雖然還是較高，但屬合理水準。

我必須明確指出：要達到3%的經濟成長是一個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美國正面臨勞動力高齡化的挑戰。這將需要政策制定者把重點放到經濟發展之上。我們不能再把債務看作是可以透過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來解決的問題。美國應對債務的努力必須以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為中心，包括利用資本市場來實現經濟成長的最佳催化劑之一：基礎建設，尤其是能源基礎建設。

能源務實主義

基礎建設產業包羅萬象，包括道路、橋樑、港口、機場、移動訊號塔等，而貝萊德認為能源基礎建設正面臨最龐大的投資需求。

為什麼會是能源產業？因為該產業正同時面臨兩個狀況。

首先是「能源轉型」。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由占全球90% GDP的國家所帶動的主要經濟趨勢⁴⁸。由於目前很多地方以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的成本已經比大部分化石燃料發電的成本低，這些國家正在競相安裝永續能源項目⁴⁹，以應對氣候變化。這場能源轉型行動在市場上產生了連鎖反應，為包括貝萊德客戶在內的投資人帶來了風險和機會。

早在 2020 年，我就開始提出討論能源轉型。這個議題自此在美國變成一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但在爭議以外，很多事情仍然沒有明顯的改變。市場持續大力投資減碳。 例如，淨零排放依然是大多數貝萊德歐洲客戶最重要的投資⁵⁰。如今，市場對能源安全的關注進一步擴大了對潔淨能源的需求。

自 70 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各國政府一直在追求能源安全，因此這不是一個新趨勢。事實上，2020年我在撰寫關於永續發展投資信函時，也致函客戶，提到各國仍然需要生產石油和天然氣來滿足能源需求。

當時我提到全球大部份地區在「若干年內只有繼續依賴碳氫化合物」才可以實現能源安全⁵¹。

2022年，當普丁入侵烏克蘭時，能源安全這個概念受到了更多的關注。這場衝突擾亂了全球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導致了嚴重的能源通膨，尤其是在歐洲。英國、挪威和 27 個歐盟國家不得不共同花費 8,000 億歐元來補貼能源赤字⁵²。

在能源務實主義的聯合旗幟下，這正是你會聽到愈來愈多領導人共同探討減碳及能源安全的部分原因。

如上文所述，我去年到訪了17個國家，花了很多時間與負責為他們的家庭和企業供電的人士進行交流，從國家總理到電網營運人員。我獲得的資訊與你經常從極左翼和極右翼組織那裡聽到的可能完全相反，這些極端組織認為各國必須在永續能源以及石油和天然氣之間做出單一選擇。這些領導人卻認為，兩者都是世界所需要的。他們看待能源議題都比較務實而非固執己見，即使是他們之中最具備氣候意識的人也認為，長期的減碳路徑在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仍然偶爾也會需要依賴碳氫化合物。

德國很好的佐證了依循能源務實主義仍然可以實現減碳。德國是應對氣候變化最堅定的國家之一，並在風力和太陽能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但有時柏林沒有風吹，慕尼黑也沒有陽光。遇到這樣的情況，德國仍然需要依靠天然氣作為「可調度電力」。該國過去是從俄羅斯輸入天然氣，但現在需要尋找其他供氣來源。因此，他們正在建造更多的天然氣設施，以便從世界各地的其他供應商進口天然氣⁵³。

或者參考一下與俄羅斯衝突無關，但也同樣正面臨類似能源挑戰的德州。該州是美國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⁵⁴，對能源的需求猛烈，將當地電網ERCOT的使用率推向了極限⁵⁵。

目前, 德州使用永續能源占比28% ⁵⁶--比整個美國高出6%⁵⁷。但是，如果沒有額外的一萬兆瓦可調度電力（部分可能需要來自天然氣），該州或會繼續面臨對經濟造成破壞的限電情況。今年二月，貝萊德在休士頓協助籌辦了能源峰會，讓與會投資人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商討解決方案。

德州和德國是實現能源轉型上最佳的例證。如我在 2020 年的年度信函中表示，能源轉型必須要「公平」才能夠成功。沒有人會希望放棄冬天給家裡供暖或夏天給家裡降溫的方法來支持減碳，也不論這樣做的成本會高得令人卻步。

從2020 年起，經濟學家們開始使用更為大眾化的語言來解釋什麼是公平的能源轉型。「綠色溢價」是其中一個重要概念。這是為「走向綠色」而支付的附加費用——例如，從汽油發動的汽車轉向駕駛電動汽車。綠色溢價愈低，代表更易負擔，這樣的減碳行為就愈公平。 

這就是資本市場力量可以發揮巨大作用的地方。私募投資可以幫助能源公司降低創新成本，並協助它們在全球範圍內增加規模。去年，貝萊德代表客戶投資了十多個這樣的能源轉型項目。我們與東南亞的能源開發商合作，為泰國和菲律賓的開發商分別籌建超過一千兆瓦太陽能發電量的相關項目（足以為一座城市供電）提供資金⁵⁸，我們還投資了位於肯亞圖爾卡納湖(Lake Turkana)的非洲最大風電場，目前該風電場產能占該國12%的電力供應⁵⁹。

貝萊德還投資了一些處於早期開發階段的技術，例如一家正在建造巨型「熱石」電池、名為Antora Energy的公司。該公司在風力或太陽能價格便宜且供應充足時，可利用永續能源加熱碳塊。這些熱電池加熱後的熱度可高達攝氏2,400度，亮度可超過太陽⁶⁰。即使沒有陽光照射，或者沒有風吹，這些熱量足夠全天候為大型工業設施供電。

貝萊德透過與投資公司淡馬錫合作成立的Decarbonization Partners投資到Antora。我們的資金將有助Antora擴大規模，為工業客戶提供價值數十億美元的零排放能源⁶¹。(未來，這些熱電池在不涉及碳排放的情況下，或許有助於解決如德州和德國般所面臨的可調度電力問題。)

最後介紹的一項技術是碳捕捉(carbon capture)。去年，貝萊德旗下的一檔基礎建設基金投資了一個名為STRATOS的專案，涉資5.5億美元，該專案將在2025年完工時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直接空氣捕捉設施⁶²。其中有趣的是，該專案由德州的大型能源公司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建造。

能源市場並不是簡單的把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與新型清潔能源公司和氣候技術公司區分開來。很多公司，如西方石油公司，是兩者兼俱，這正是貝萊德從未支持從傳統能源公司撤資的主要原因，因為這些公司也是減碳行動的先驅者。

時至今日，貝萊德代表全球客戶向傳統能源公司投資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資金。其中美國地區的投資超過一半，占1,700 億美元⁶³。我們投資這些能源公司的原因十分簡單：這是我們客戶的資金。如果客戶希望投資碳氫化合物，我們會協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就如同我們為客戶投資約 1,380 億美元到能源轉型投資策略一樣。遵循客戶的委託是我們作為資產管理公司的責任。

我也理解大家在談到能源時為何會有不同的偏好。減碳和能源安全是推動更多能源基礎建設需求的兩大總體經濟趨勢，這些趨勢有時是相互競爭，有時是互補，例如使用先進電池為電網減碳，同時也可以減少對海外電力供應的依賴。

關鍵是：能源轉型發展並不是以直線進行。正如我此前多次提及，能源轉型在全球不同地區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速度發展。貝萊德的工作是無論身在怎樣的環境，都有責任協助客戶掌握能源市場重大變化帶來的投資機會。

貝萊德下一階段的業務轉型

為客戶在蓬勃發展的基礎建設市場尋找投資機會的同時，我們也尋求公司業務自身的轉型。在本節的開篇，我提到蓋威克機場的所有者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今年一月，貝萊德宣布收購GIP。

為什麼會選擇GIP？貝萊德自身的基礎建設投資業務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在快速成長，但我們需要進一步加速成長以滿足客戶需求。

不僅僅是財政困難的政府需要為其基礎建設尋找替代融資，私人機構也有同樣的需要。私人機構在全球各地都有龐大的基礎建設投資和營運足跡。手機訊號塔和輸送化學品原料的管道是很好的例子。這些資產所有者愈來愈希望尋找融資夥伴，而不是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獨力承擔基礎建設的全部成本。

在我一直考慮這個發展趨勢的時候，跟一位老同事Bayo Ogunlesi通了電話。

Bayo和我的金融職業生涯都始於第一波士頓投資銀行，但後來我們走上了不同的職業發展道路。我在第一波士頓一連串的債券交易中令公司損失了 1 億美元 (...... 好吧，沒有人想再聽那個故事)。但它促使我（和其他貝萊德合夥人）決心為固定收益市場打造更好的風險管理系統。與此同時，Bayo和他的團隊也在私募市場開拓現代基礎建設投資。

現在，我們計畫再次聯手。這將為我們的客戶帶來更多更好的基礎建設投資機會，以保持電燈發亮、飛機航行、火車行駛以及手機網路順暢運行。

關於貝萊德 2023 年業務表現

隨著全球面臨基礎建設、國家債務、退休養老等方面的挑戰，資本市場將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我們將需要資本主義的力量來協助解決這些21世紀中葉的主要經濟問題。

貝萊德透過與客戶的合作致力了解這些挑戰。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努力與客戶保持緊密的聯繫，希望幫助客戶掌握這些趨勢。

過去五年，來自全球數千名的機構客戶，以及他們背後合計數千萬的個人投資人，委託了超過1.9兆美元的新資金給貝萊德進行管理。數以千計的客戶使用我們的技術來管理投資組合的風險，和支援他們自身的業務成長並提升商業靈活性。多年以來累積的內部成長，加上資本市場帶來的長期成長，我們管理的客戶資產在2023年增長了超過1.4兆美元，管理總規模達到 10 兆美元。

無論經濟順逆，或是客戶增減風險，我們的內部成長一直處於行業領先水準，顯示客戶正在透過貝萊德整合更多的投資組合。2023 年，在市場快速變化和客戶努力為投資組合去風險化的環境下，客戶委託我們管理的淨新增資產仍然達到2,890 億美元。

貝萊德商業模式的差異化讓我們能夠繼續與客戶一起成長，使得管理費收入維持正成長。無論市場環境如何，即使大多數同業都面對資金外流，我們仍實現了業務成長。

回顧2016年和2018年，市場的不確定性和謹慎情緒影響了機構法人和一般投資人的投資行為，許多客戶選擇降低投資風險並增持現金。即使如此，貝萊德仍然與客戶保持緊密聯繫，專注於投資表現、開發創新產品和技術，以及為客戶投資組合設計提供建議。當客戶準備好更積極地重新投入市場，他們就會選擇與貝萊德合作，帶動我們刷新客戶資金流入的紀錄，基本管理費收入成長甚至超過我們的目標。

資金流量和基本管理費收入的加速成長一直延續至2023 年底，在第四季度獲得960 億美元的資金淨流入，並以強勁的動能進入 2024 年。

在 2024 年，我計畫繼續2023 年所做的事，就是多花時間去拜訪客戶。今年以來，我已經多次到訪美國各州和全球各地，而企業和客戶更明確的表示希望與貝萊德合作。

對於我們投資的企業，他們欣賞貝萊德是長期、穩定的投資者。無論是債務還是股權投資、IPO前期還是上市後的投資，我們一般在週期初段已經開始投資，並在市場週期中繼續投資。企業看中是貝萊德的全球關係網路、品牌以及對市場和產業的專業知識。這使我們成為具有價值的合作夥伴，同時也有助我們為客戶尋找新的投資專案並創造投資報酬。

在過去的 18 個月裡，我們為客戶尋找並執行了多個投資項目。除了STRATOS直接空氣捕存設施專案外，我們旗下的基金與AT&T合作開展了 Gigapower合資公司，在美國各地社區建立寬頻網路。我們還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其他投資，包括巴西的Brasol、韓國的AirFirst、澳洲的Akaysha Energy和肯亞的Lake Turkana風電場等。

貝萊德能夠為客戶尋找專有投資專案的能力，是客戶希望投資到的我們的私募市場投資策略上的主要原因。私募市場投資策略在基礎建設和私人信貸投資的推動下，2023年實現淨流入140億美元。我們預期這些資產類別將繼續成為未來幾年貝萊德在另類投資方面的主要成長動能。

在主動投資方面，我們的市場洞察力、專業知識和亮麗的投資表現同樣使貝萊德在市場上脫穎而出。與產業資金流出的情況相比，2023 年我們的主動投資實現淨流入接近 600 億美元。

在 ETF 方面，2023 年貝萊德創下了產業領先的 1,860 億美元淨流入。我們在ETF的長期領導地位再次證明了我們享有全球平台和緊密客戶關係的優勢。

經歷過一個又一個的市場週期，我們了解到如果能讓投資更便捷、更實惠，就能迅速吸引新客戶。我們正在利用本土市場的數位財富平台提供更多的投資管道，並加速iShares ETF的內部成長。

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地區，貝萊德透過與許多銀行和經紀平台合作，包括 Trade Republic、Scalable Capital、ING、Lloyds 和 Nordnet，為一般投資人提供ETF儲蓄計畫。這些合作夥伴將有助於數百萬人更容易接觸投資，並奉行長期投資以實現財富幸福。

2023年，我們還宣布了對Upvest的少數股權投資，為歐洲投資人推動創新，提供更便宜、更簡單的途徑開始進行投資。

我們亦與英國領先的數位銀行 Monzo 合作，透過其應用程式為客戶提供我們的產品，最低投資額低至 1 英鎊。透過這些合作關係，我們不斷推進 iShares ETF 的業務發展，以更深入全球市場。

Aladdin是將整個貝萊德串聯起來的系統，是全公司投資組合的共同語言，也是我們為客戶提供跨平台服務的基礎。Aladdin不僅是貝萊德的關鍵科技，也為我們許多客戶提供服務。對綜合數據和風險分析的需求，以及對公開和私募市場進行整體投資組合分析的需求，皆帶動Aladdin年度合約價值 (ACV) 的成長。

2023 年，我們的科技服務收入為 15 億美元。Aladdin新客戶當中有超過 50% 是涉及多種產品，強勁的需求反映客戶希望與Aladdin一起成長和壯大。

展望未來，客戶需要持續對投資組合進行風險調整，這將為我們的公募以及私募市場投資業務創造巨大的發展前景，客戶也將需要綜合技術來協助他們在大規模營運的情況下保持靈活性。

投資人建立投資組合的方式正在發生全面的調整。貝萊德正協助投資人建立「未來投資組合」，以數位化相容的方式整合公開市場和私募市場的投資策略。我們認為這些變化是貝萊德業務成長的重要催化劑。憑藉我們建立的多元化投資和科技平台，我們已經為市場未來數年的結構性改變做好準備。

為貝萊德的未來發展做好定位

要提前洞悉客戶的需要，我們除了不斷創新和發展業務外，也需要同步調整我們的企業組織結構和領導團隊。

我們在年初公布了一系列業務及組織重組，希望更好地為滿足客戶需求做好自我準備，並把貝萊德打造成客戶能夠從而獲得市場見解、解決方案和投資建議的理想合作夥伴。

多年來，貝萊德一直為客戶從整體投資組合角度管理資產，儘管ETF、主動型基金和管理帳戶等具有不同的產品架構。

時至如今，產品之間的傳統界限正在變得模糊。客戶建立的投資組合已經無縫結合主動和指數策略，也同時投資於流動性和非流動性資產，橫跨公開和私募市場，跨越 ETF、共同基金和管理帳戶等各種產品架構。

貝萊德在發展ETF市場方面發揮了重要的力量，讓更多的投資人能夠接觸到ETF，並提供新的資產類別（如債券）和投資策略（如主動型）。ETF已不再只是指數投資的概念，透過高效產品架構涵蓋了一系列投資解決方案。

我們一直將ETF視為一種科技，一種促進投資的科技。正如Aladdin已成為資產管理的核心科技之一，ETF也是如此。這讓我們相信，把ETF和指數業務融入整家公司將有助貝萊德加快iShares和各項投資策略的成長。

透過新的業務架構，我們將能更靈活地服務客戶、與客戶更緊密地保持一致的目標，冀望提供客戶更優質的服務體驗、更好的投資業績、和更理想的投資成果。

投票選擇

資本市場的健全發展有賴於公司與投資人之間相互持續地回饋意見。十多年來，貝萊德一直致力於為客戶改善與所投資企業之間的溝通。

我們透過建立一個行業領先的盡職治理計畫，專注於影響客戶長期經濟利益的各種議題與所投資企業進行溝通。這涉及了解企業如何應對他們面臨的風險和發展機遇——例如，因應地緣政治碎片化如何重塑生產供應鏈，或者更高的借貸成本如何影響企業實現持續獲利增長的能力。

為此，我們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盡職治理團隊之一，並經常與我們的投資團隊一起與企業進行溝通。因為我們從未認可業內對少數代理投票顧問的依賴程度。貝萊德明白客戶會希望我們根據與企業的持續對話做出獨立的代理投票決定——這一理念至今仍是我們進行盡職治理工作的基礎。對於委託我們履行這一重要責任的客戶，我們將繼續堅定不移地代表他們，鼓勵所投資企業奉行健全的公司治理實踐和維持財務的穩健。

對於希望在代理投票過程中更表達直接意見的客戶， 我們將持續進行創新，來提供客戶更多選擇。2022年，貝萊德成為業內首家推出投票選擇計畫 (Voting Choice) 的資產管理公司，讓機構投資人參與代理投票過程。至今，我們管理的指數股票資產中約有一半可以使用投票選擇計畫，並在今年 2 月為最大的核心S&P 500 ETF開展試行計畫，為一般投資人首次提供投票選擇權。

我們歡迎在公司治理方面有更多的市場聲音，並相信可以進一步加強股東民主。我相信，如果能夠提供更多的資訊加強了解，就能讓更多的資產所有者參與這一重要進程。我們對於投資人的積極參與以及代理投票生態系統的持續轉型感到鼓舞，同時相信更多代理投票顧問的參與將可使得全體資產管理行業受益。

長期成長策略

36年來，貝萊德一直以傾聽客戶的需求為優先，並不斷創新發展，協助客戶實現長期投資目標。這一個承諾一直是支持貝萊德所有努力背後的原因，無論是透過iShares開拓新市場，推動全方位投資組合諮詢業務的創新，為投資人推出Aladdin的應用等等。客戶一直是我們的思考及制定成長策略的基石，為投資與業務拓展的方向提供指引。

科技和諮詢業務的獨特結合，以及橫跨ETF、主動投資和私募市場投資的完整能力，使我們能夠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客戶可以透過貝萊德整合投資組合，或聘請我們提供完整的外包解決方案。我們相信，這將有助推動未來業務持續差異化的內部成長。

我們的管理團隊和董事會每年都會一起評估貝萊德的發展策略。我們會不斷思考、挑戰自己：這種經濟環境將為貝萊德和我們的客戶創造哪些機會，我們還能做些什麼來滿足和預料客戶的需求？我們應該如何調整我們的組織架構、營運方式、投資能力和服務模式，並在此過程中保持行業領先地位？

我們對公司的發展策略、規模化營運、以及有紀律的成本管控充滿信心。公司的發展策略仍然以拓展Aladdin、ETF和私募市場投資為中心，並將追求超額報酬(alpha)作為貝萊德的核心，努力在永續投資方面保持領先地位，並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投資組合建議。

我們不斷為業務拓展進行投資，對客戶的需求進行預判，並投資發展私募市場、ETF、科技和整體投資組合解決方案等方面，以期實現內部成長和增加效率。

我們已做好準備，加快發展，把握私募市場的結構性發展趨勢。無論是投資於急需建設的基礎建設，還是銀行和公共貸款機構減少對中小型企業提供借貸而帶動對私募信貸的需求，皆反映私募資金將是不可或缺的。貝萊德準備以我們的營運規模、尋找專有投資項目的能力和強勁的過往表現來擴大市占率。 我們相信，收購GIP的計畫將顯著地加快我們為客戶提供私募市場投資項目的能力。

在ETF方面，我們將繼續透過擴大全球投資准入和追求創新來引領行業發展。ETF是一種適應性強的金融技術，隨著時間的變遷，我們已經能夠利用ETF做更多的事情，而不僅僅只是令ETF投資更實惠。我們能夠為透明度不夠的市場帶來更好的流動性和價格發現。最近的例子是透過ETF，為大眾提供參與比特幣的投資機會。

ETF在美國市場一直是一個非凡的增長故事，iShares的市占率一直領先。我們認為ETF的全球廣泛應用將會加速，就如多年前美國的收費諮詢服務和模型投資組合的業務成長勢態。2023年，近一半iShares淨流入是來自我們在不同本土市場供應的全球上市ETF，其中歐洲iShares淨流入達700億美元。

主動資產配置、個股選擇和風險管理一直是影響長期報酬的關鍵因素。我們在多元資產、固定收益和股票方面的主動投資團隊處於有利地位，能夠抓住這一輪由新的利率環境和市場不確定性帶來的廣泛投資機會。我們對固定收益的機會以及人工智慧如何推動系統性投資業務的投資成果感到特別興奮。

與過去15年的低利率環境相比，更高的收益率和更好報酬潛力讓固定收益在整個投資組合的構建中愈來愈重要。現在，美國十年期國債的利率接近長期平均水準，客戶正在重新考慮債券的配置。

貝萊德擁有多元化、卓越的固定收益投資平台。這不僅僅是關於我們管理規模接近 1 .7兆美元的指數投資，或者只關於規模超過1兆美元的主動投資。只有貝萊德才能參與一些與資產配置者最有趣的投資組合討論，包括將 ETF 與主動投資結合，或者利用創新的主動型 ETF 等來專業地管理的投資收益解決方案。

在各個資產類別當中，對綜合資料、技術和風險管理的需求將繼續推動對Aladdin服務的需求。Aladdin平台這個動態生態系統有超過 130,000 名用戶，不斷追求創新及改進。透過對Aladdin人工智慧的投資，加強開放性以支援生態系統夥伴關係，以及推進包括私募市場和虛擬資產在內的全方位投資組合解決方案，Aladdin的價值將進一步提升。

我們很榮幸客戶在2023年委託我們管理2,890億美元的淨新增資產。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市場和客戶的情緒和整體氣氛明顯變得更加積極，我非常有信心這種氛圍將在2024年得以持續。

自 1999 年公開上市以來，貝萊德的適應、演變和成長能力已為股東創造了 9,000% 的總報酬，遠遠超過標準普爾500 指數490%的同期報酬率，是服務於所有股東投資人的商業模式典範。

 

貝萊德公開上市以來的總報酬(至2023年12月31日)

我們的董事會

貝萊德的董事會在公司的策略發展、企業成長和業務成功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我們的董事會成員擁有不同的產業經驗和背景，使我們能夠進行廣泛的探討和辯論。在每次會議上，董事會成員都會審視公司長期業務策略的組成部分，並與管理團隊就貝萊德業務面臨的策略性機遇、優先事項和風險進行建設性對話。這些對話最終推動了我們採取既有戰術性，也有變革性的管理措施，為貝萊德建立更美好的未來。這包括我們在今年一月份公布的兩項轉型措施：公司組織架構策略重組以及收購 GIP 的協議。

這兩項轉型變革是自15年前貝萊德收購巴克萊全球投資公司以來最大型的變革。

待 GIP交易完成後， Bayo Ogunlesi將會加入公司董事會。我們將會隨著時間的變遷，繼續適時調整董事會，以反映我們全球業務的廣度，並指導我們怎樣更好的預先思考客戶的需求。

結語

在過去的 36 年裡，貝萊德從曼哈頓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裡只有 8 名員工的公司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資產管理公司。然而，我們創造的業務成長結果對於一個更大的成功故事而言，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我的父母親在勤奮工作50年之後得以安享退休生活，也同樣屬於這個更大的成功故事底下的一個微小映證。

同樣地，這個故事也見證了美國經濟安然渡過80年代的Savings & Loans危機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迅速反彈及不斷壯大。 

我們希望這個故事也能夠發生在世界各處。國家們能夠透過經濟成長走出債務困境、城市能夠為更多家庭供電和修建更多道路，人們能夠有尊嚴地享受退休生活。

所有這些故事的成功，有賴於資本市場的力量，以及對前景保持希望而繼續投資的人。

謹此,

勞倫斯 · 芬克
貝萊德董事長暨執行長